历史证明，对于具有5000年历史积累的中华文化而言，通过翻译这个桥梁主动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文化精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20多年间，创造了第一个文学对外翻译的高峰。截止到1966年，外译语种超过40多个，外译品种接近1000种。既有四大名著以及李白、杜甫诗歌等古典文学经典，也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还有《狂人日记》《子夜》等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这些作品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迄今仍然被津津乐道。这是自明末清初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传播中华文化400年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动对外翻译的成功尝试。

主动外译的好处是能够准确地介绍自己的文化精品，打破误读，消除曲解，减少文化猎奇。文学翻译虽然是译者个体的文化活动，但必须有专业文化机构的参与才能进行。因此这里的主动外译，指的是整个翻译活动的组织是由中国文化机构主持发起的，涉及翻译经费、翻译语种、翻译出版和发行等相关环节，译者当然也包含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中国人，但更多的是热爱和喜欢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因此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文学对外翻译推广的力度。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计划”“丝路书香工程”“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都将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板块。

当今的中国文学外译出现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参与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译者队伍更加多元化、社会化。在1979年之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仅有中国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社来组织进行，译者大部分是在华工作的外籍专家和能熟练掌握外语的中国学者，如沙博里、杨宪益、叶君健等翻译家，是新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第一批先行者。

从2005年开始的外译资助计划和工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译者面向海内外的广大机构与个人，只要有意愿并且能够翻译中国文学，都可以申请翻译经费资助。这就使参与中国文学外译的出版机构、译者更加多元化、社会化。以俄罗斯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例，根据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教授罗流沙的数据，2002年至2009年仅有18种中国文学翻译图书出版，而2010至2016年的7年间达到55种，这55种作品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政府的外译资助。其中包含曹文轩（10种）、毕飞宇（8种）、莫言（5种）、余华（5种）、刘震云（4种）等95个作家167部新译作。55名译者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反映新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有组织的译介，在前苏联出版。21世纪中国政府的对外翻译资助，正在薪火相传，续写翻译交流史。

二是中国文学外译语种分布侧重“一带一路”国家。众所周知，在由西方资本主导的世界文化传播格局中，东西方文化传播失衡的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特别是“一带一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局限，基本没有能力主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所接受的中华文化差不多都是经过西方话语体系过滤过的。中国政府资助的文学外译工程、计划，更多地侧重“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通用语种，这对于向世界不同国家的读者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展现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代中国，消除国际文化传播的不平等就显得十分重要。依据几个重要资助工程的语种统计，申报资助语种就有越南语、波斯语等30多种，绝大部分都已经获得翻译资助。

三是中国文学外译资助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资助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仅覆盖整个文学出版的相关环节，还涉及电影、电视等领域。

中国文学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与文化风格，立足于正在欣欣向荣发展的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其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多侧面、立体化，注定了只有主动对外翻译传播自己，才能不被以偏概全、盲人摸象。中国文学外译，正在书写着人类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历史新篇。